最近，环球时报分享了一篇印度记者的深刻观察，内容聚焦于他对青岛一家机械制造工厂的参观体验。当他步入厂区时，眼前的景象令他愣住：宽敞的停车场停满了超过六十辆汽车，待查的工人总人数却仅为一百出头。他所了解的印度工厂情况截然不同，通常那些停车场里的车辆都是顶层管理者的，工人们甚至需要为买一辆摩托车攒半年薪水。印度记者使用了“福特时刻”这个词汇，提到了亨利·福特在1914年将工人薪资翻倍的故事，这一举措赋予工人购买自己生产汽车的能力，从而催生了大规模生产。

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叹为观止的数据对比：比如，中国年产钢铁达到10亿吨，而印度仅为1.5亿吨；中国每年生产3000万辆汽车，而印度的数字则萎缩为600万辆；在电力消费上，中国一年使用10万亿度，印度则是2万亿度。此外，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印度同行的五倍之多。由此他得出结论：通往一流国家的道路没有捷径，基础工业如钢铁、能源、汽车和机械制造等因素至关重要。然而，尽管这篇文章写得诚恳，却并未触及到印度制造业的真正瓶颈。

首先，印度的种姓制度构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。在这一制度下，高种姓的人不愿意进入工厂工作。在他们传统的观念中，制造业的工作往往是低种姓（如首陀罗和达利特）所承担，而高种姓则应该追求更受认可的职业，例如律师、医生和工程师。试想，如果将高种姓的孩子送入工厂的流水线去拧螺丝，家长们会视之为家族的耻辱。因此，印度制造业并不缺乏劳动力，缺乏的是那些愿意以工厂工作为荣、甘愿在车间中奋斗一生的产业工人。 LEWIN乐玩

再者，印度高种姓的车间管理者们往往视低种姓工人从事的工作为低贱，因此不愿同他们在一个车间工作。高种姓群体天生的不愿动手，形成了制造业中的潜在划分，缺乏协作精神的现状将使印度在发展精密制造的道路上举步维艰。制造精密产品需要高度的配合作信任，而种姓制度则打破了这种信任的基础。

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为世界工厂，隐藏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，大量农村出身的孩子能够进入东莞、苏州等地的工厂，这不仅为他们带来了体面的工作，更成为了改变命运的途径。与之相对，印度的工厂尽管就摆在那里，高种姓的人不愿意尝试，低种姓的工人又心不在焉，人在车间但思想却在做公务员、移民美国或奔向IT行业。这种现状使得印度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止步不前。

除了种姓问题，印度的营商环境也是一个横亘在制造业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。在国际投资者眼中，印度的执法局对外资的监管几乎不留情面。近年来，各大外资企業被查的新闻层出不穷：小米的48亿人民币存款被冻结，三星遭遇了6亿美元的税收追缴；大众被罚14亿美元，LG因关税问题遭到罚款；而沃达丰、肯德基、麦当劳也因“食品标准”的问题陷入信任危机，更是无法立足。此外，苹果公司因反垄断问题可能面临高达380亿美元的罚款。这使得外资企业在进入印度市场时不得不有心理准备，把罚款视作一种固定支出，资本管制的隐患令企业撤资变得困难重重。 LEWIN乐玩

更为棘手的是基础设施与产业链方面的问题。印度电力系统的缺陷在于电网损耗极高，电压不稳，工厂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柴油发电机以应对这一困境。而物流效率低下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——从孟买到新德里1500公里，卡车有时要开三天才能到达。与此同时，土地征收也极其缓慢，一条高速公路可能需要十年时间才能与当地居民达成协议。更致命的是，印度制造业的产业链依赖于大量进口，制造一辆汽车所需的零部件几乎都需从国外购买，并且海关清关时间长达数月，从而使得成本急剧上升。这不是一两个政策能够解决的问题，而是积累了数十年的工业落后的深层次根源。

与此同时，每年有数以千万的大学生在印度毕业，但大部分人面对的是无岗位可上的境地，国内制造业显得无法消化这部分人才。面对这种严峻局面，莫迪政府的应对之策是促使这些年轻人走出国门。在未斩获太多本土工作机会的情况下，许多应届生反而接到了来自官方推动的海外培训项目的通知。政府积极拉拢海外资源，帮助民众解决签证问题，并倾全力促进人口“出海”。

每年，印度海内外的群体形成相互联系，许多在国外成功的印度人能够频频寄回巨额汇款，形成对印度外汇的重要支柱。莫迪公开称这些海外人才是“国家的全球大使”，其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独特的妙处：依靠国际汇款的方式达成经济平衡，海外优秀的印度人才在各自的领域也逐渐涌现，并能通过形成强大的社交网络影响所在国的政策。 LEWIN乐玩

不过，转向这一策略的代价也并不小。印度理工学院（IIT）等高等学府的精英们，如今更多地在外谋求发展，令国内的创新和高效人才流失，进一步加大了国内制造业转型的挑战。